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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无为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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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无为、号黔道人、煮石斋主,网名:高山流水,书斋:煮石斋,贵州独山人。克莱敦大学高尔基文学院毕业,搏士学位。中国没术家学会学步委员、中国抒发协会会员,中国烟酒促进会常务理事。曾与启功、刘海粟等大师共世,作品散见于网络、书刊,曾获群众夸奖。 http://blog.ifeng.com/2846563.html http://wowo.cqzg.cn/spac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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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美国私人顾问回忆录中的抗战内幕  

2011-06-06 20:57:3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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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顾问拉铁摩尔
/来自中华网社区 club.china.com/

 

    讲到蒋介石和他的美国顾问们,大家想必会想到史迪威,赫尔利,魏德迈,马歇尔等赫赫有名的人物。其实早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前,蒋公就有一位美国总统罗斯福推荐的私人政治顾问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拉先生任职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国和日本尚未撕破脸皮,中国抗战处于最困难的一段时期。拉先生的《中国回忆录》(China Memoirs)因而非常值得一读。《中国回忆录》由于具备以下特点,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

 

    首先,拉先生和美国总统,副总统,蒋宋夫妇,毛泽东,周恩来,国民党高官等都有会谈,特别是和蒋宋夫妇有很多接触,掌握第一手资料。拉先生本人精通中文,可以不用翻译和中国人交谈,使他对中国领袖们的理解更完整正确;

 

    其次,拉先生的回忆录不仅是基于个人回忆,而且有大量当时的信件,笔记,备忘录和电文的支持,尽量消除了由于时间造成的个人记忆差错,具备真实性和可靠性;

 

    第三,作为一位美国“外教”的儿子,拉先生从小在中国长大,在欧洲留学后又在中国开始其职业和学术生涯,在感情上拉先生和中国很近,正如他自己所说,从19岁起,他“把我的中国同事作为我们,而不是作为他们来考虑”,因此拉先生在思考问题时更多地站在了中国的立场,这也是在蒋介石向罗斯福总统要求派一位政治顾问时,罗斯福推荐他的原因之一;

 

    最后,拉先生在担任蒋的私人顾问前,是一位著名的学者,不是华盛顿官僚圈的一员。这个身份既使想跳过官僚机构和罗斯福直接联系的蒋介石接受,又因为非官方背景使没有和日本正式开战的美国总统满意。但正因为拉先生的非官方背景,使他的观点更中立客观,因而更有参考价值。

 

    二.蒋总司令的成败

 

    拉先生在回忆录中认为:蒋介石是个了不起的人,他的经历中既有巨大的成功也有严重的失误。蒋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在1938年汪精卫投降日本时,成功地顶住了失败主义者对他的压力,防止了中国的分裂;而他的失误之一就是在1927年镇压共产党,从而造成中国内部的分裂,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国来抵抗日本九一八的侵略。

 

    拉先生对蒋的国际战略形势情报和判断表示钦佩。拉上任和蒋的第一次会晤是在1941年的7月,正值德国大举进攻苏联长驱直入。在美国和中国军界中普遍对苏军的前途悲观时,蒋和罗斯福总统的观点是一致的,即苏联能坚持下去并获胜。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几个月,蒋就告诫拉先生日本将在42年1月实施南进进攻方案,当然华盛顿更倾向于这是中国企图将美国拉入战争。在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次日,拉先生参加了蒋召开的小型高级幕僚会议。一致的观点是美国将恢复过来,并成为打败日本的主力。

 

    拉先生认为蒋介石最大的错误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得到了更多的美援,而蒋却没有更积极地对日本进行作战,反而在作战中越来越消极。拉先生回忆录中自己解释了蒋消极抗战的两大原因。

 

    首先,是美国人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蒋对美国吃了日本苦头既有点幸灾乐祸,又有点如释重负的心情。这种心情来源于1937年后的四年多,以及1931年九一八后的10年多的时间中,美国自己的所作所为:

 

    n 一直向日本提供废铁和其他军事工业所需物资以帮助日本的战争能力;

 

    n 一直没有把中国当作盟国;

 

    n 一直向中国提供非常有限的物资援助,而这种援助物资还有相当部分被英国人截留在缅甸,而罗斯福总统对蒋通过拉先生发出的措辞激烈的抗议电报眼开眼闭;

 

    n 一直没有放弃在中国的半殖民地权利,甚至连日本对汪伪政府都名义上放弃了这种权利;

 

    n 美国陈纳德飞虎队的志愿人员被蒋的一位最反共的亲信对比评论为“苏联飞行员在机场宿营,一旦接到警报便驾机出征,而美国飞行员只是在有舒适的住所和充足的女人供应时才士气高昂”;

 

    n 当中国的元首放下身段,低声下气地通过拉先生向罗斯福要求加强关系时,美国总统总是顾左右而言它。

 

    美国人应该想到现在是中国人将战争担子转到美国人肩头上的时候了。蒋的潜台词就是:娘希匹,你看我挑了四年多重担,现在轮到我看你的戏了。

 

    然而,蒋的报复情绪并不是消极抗战的最根本原因。根本的原因在于蒋对战后的判断以及为战后作准备。拉先生是这样来记录他和蒋宋夫妇间在蒋的别墅度周末时的一次谈话的:

 

    黄昏时分的这些谈话通常是由夫人支配着,蒋介石听任她高谈阔论,一直谈到很晚,最后夫人感到疲倦了,起身去睡觉。这时总司令拉过椅子,我们转入正题。

 

    蒋对共产党的态度与他妻子大不相同。蒋夫人持有头脑简单的美国式的反共反苏立场。她去睡觉后,令我大为吃惊的是,蒋说道:“战后中共问题必须以武力解决,但苏联不同。我们无法与中共谈判,因为同一句话对我们和他们含义不同。不过我们可以相信斯大林,他恪守诺言。”事实上,苏联从未向中共提供过一支手枪。所有的飞机,大炮和弹药都给了蒋。。。。我们知道中共对此非常痛恨。

 

    拉先生回忆道:“蒋介石对局势的分析,到此为止已被证明是正确的,但在珍珠港事件后却成为其灾难性失败的开端”。拉先生认为蒋的消极抗战损害了军队的士气和战斗力,滋长了高级军官的腐败安逸作风,是日后内战中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拥有一支庞大的军队,进行了爱国主义教育,但又不进行任何真正的战斗,对军队的士气和经验会产生致命的影响。事实上,蒋的这种消极作战的思想已经渗透到他的高级军官中。在1944年日本打通大陆线的一号作战中,国军在兵力,装备,空中支援都不落下风的情况下被日军从河南一直打到广西、贵州,数不清的崭新的机枪大炮被日军缴获,除了个别部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外(如在衡阳),大多数部队,无论是嫡系还是杂牌,见了日军均望风而退。

 

    “与此相反,中共方面从珍珠港事件起愈来愈处于攻势,常常在与敌人接触的地方尽可能地骚扰日本人。这样,他们增强了自己部队的斗志。结果,战争结束时,蒋的部队在人民眼中成为消极的士兵,共产党和游击队被看作积极的战斗者”。

 

    日军就是一块天然的磨刀石。只有和日军不断作战的部队才保持强的战斗力。共军如此,国军也如此。国军的几大主力的变迁就是一个活生生的验证例子。

 

    抗战以后投入内战的国军有“五大主力”:74,18,5,新1,新6军(整编师)。这五支部队无一例外,都是和日本人作战时间最长的部队,在1945年都还在和日军作战,因此保持了较强的战斗力。而不太为人所知的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国军内还有“三大主力”,作为装备优先的战略机动部队。“三大主力”的第一名不是74军,不是18军,也不是5军,更不用说还未成军的新1和新6军,第一名就是蒋介石任第一任军长,在北伐,中原大战,剿共战争,淞沪抗战中出尽风头的嫡系第一军!

 

    第一军后来哪里去了?抗战八年,嫡系中嫡系的第一军这块心头肉被蒋公派在后方的黄土高原上围了陕甘宁边区六年!等到蒋公要用其来进攻一直在战斗的共军时,结果可想而知。那些久疏战阵但嗷嗷叫着“天下第一师”(整编后),“天下第一旅”名号来摘桃子的,开战才三个月,“天下第一旅”就一个回合被斩于马下。斩它的不是别人,正是被日军恨之入骨,举着“专打三八六旅”大标语扫荡的对象——太岳山里下来的陈赓带领的原386旅。386旅凭着和日本人作战的成绩被美国军事观察员评为中国最好的一个旅。“天下第一旅”凭的是什么?“天下第一师”的另一个旅167旅,也好不到哪里去,开战不到一年不出三个回合,也被彭德怀在青化砭斩于马下。从此,“天下第一师”退出“大主力”之列。好好一个头等主力,被蒋公保存实力,马放南山六、七年,刀剑生锈,就此再也没有缓过劲来。

 

    拉先生回忆中更有趣的是蒋介石对战争结束后进行建设的设想,竟然和共产党在大陆胜利后的做法完全一致。蒋和拉先生谈了很多战后中国建设的想法,并要求拉先生就战后的边疆问题向他提交备忘录。在谈到建设时蒋说:

 

    “战后中国必须实现工业化。这将包括对一大批妨碍工业化的产业实行国有化。中国新的工业化将从农村吸收人口。因此农村经济和农业生产将不得不改变。为此我们必须实行集体化,建立国营农场,如同苏联那样。只是它们将是我的集体和我的国营农场,而不是斯大林的。”

 

    中国的领导精英都很清楚,一个农业国的中国要想迈向工业国的唯一优势就是解放和利用充足的农村劳动力。走美式发展道路是没有出路的。中共在大跃进前的2、3年起,在基本解决农村合作化和吃饭问题后,就利用农村集体化释放的多余劳动力,每年向工业转移劳动力达到三千万人左右。三年困难时期的本质,就是自然灾害加上农业向工业转移的劳动力资源过快。近二三十年中国快速发展的本质也是农业劳动力资源向乡镇工业,向城市大规模转移的结果。这是后话不提。

 

    拉先生在1942年1月回到美国治病,当半年多后病愈回到重庆时,发现他的别墅已经有了新的主人——史迪威将军。失落的拉先生就此辞职,回到美国任职。而中美关系的风雨就由蒋和史迪威之间的恩怨情仇来演绎了。但是拉先生和中国的故事还没有完。之后,拉先生作为美国副总统华莱士代表团的一员在战时访问了苏联和中国,而华莱士访华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协调国共关系;二战胜利后,他又作为研究日本赔偿的波利使团的主要成员访问了日本和中国。所以拉先生对美国对华对日政策的了解可以说是贯穿整个战前,战中,和战后。

 

    三.大国对华、对日外交内幕

 

    大国外交,只有利益,没有道义。今日如此,七十年前也是如此。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苏、英、美的对华、对日政策就是一个极好的标本。

 

    1)苏联

 

    苏联对日又战又和,对华又助又损。苏联和日本是东北亚的直接对手。苏联政策的两面性在于一方面希望和日本保持和平,另一方面希望中国把日本消耗、拖住在中国大陆。七七抗战爆发后,苏联一面成为中国军事上最大的援助国:提供大量的武器装备,优秀飞行员直接参战,杰出将领组成军事顾问团;而另一面为和日本签订双方中立条约,相互承认满洲国和蒙古国,毫不犹豫地损害中国利益。

 

    这就出现了很奇怪的现象。苏、日双方一边在中国大陆间接或直接兵戈相向,一边握手言欢,相互承认从中国掠夺的利益。

 

    可以理解蒋介石对苏联的猜疑和反感,但毕竟苏联是中国当时最大的军事援助国,并且苏联为了蒋能一心和日本打仗,早就放弃了对中国同志的承诺,将所有的援华武器都交到了蒋的手中,使得蒋认为斯大林说话算数。但同时蒋又很看不起苏联军事顾问团,认为那些顾问都是三四流的,因而没有充分发挥军事顾问的作用。要知道当时苏联顾问团团长是以后在坚守斯大林格勒时建立不朽功勋的崔可夫将军!

 

    2)英国

 

    英国的对华政策完全是一副没落的老牌帝国主义相。这个老鸦片贩子心里充满了对中国人的蔑视,落井下石、趁火打劫是它的行为准则。虽然在东南亚的利益受到日本的极大威胁,英国还忘不了向困难中苦斗的中国背后插上一刀。一会儿扣留美国已经很少量的援华物资,一会儿为在缅甸蚕食中国领土而威胁要关闭中缅公路。也不想想没有中国顶住日本,那些鸦片贩子早让日本人关到集中营去了。直到在马来,缅甸被日本人揍得焦头烂额,两艘号称无敌的战列舰被日本人送到了海底,鸦片贩子的元帅威伏尔勋爵还要来中国对蒋介石说“建议中国应在战争中寻求英国的指导”。

 

    对这种不要脸的“绅士”蒋当然也不客气。“你们英国人不能胜任此事,应该向我们学习怎样与日本人作战。”会见时在场的拉先生记得蒋“使用了非常粗鲁并带侮辱性的语言”,以致翻译不好意思全译。但精通英文的蒋夫人指出这不是总司令的原话。蒋介石于是请拉先生作为和元帅威伏尔勋爵继续谈话的翻译。拉先生承认“那是我接受的最棘手的翻译任务”。是不是蒋总司令把口头禅“娘希匹”都骂了出来?从总司令不要夫人翻译而找拉先生翻译来看,是很有可能的。不知拉先生是不是翻了“Fxxk”,他自己只好回忆“我记不确切自己讲了些什么”。

 

    3)美国

 

    和对苏联惧怕,对英国猜疑不同,蒋介石对美国一直充满无限期望。但在珍珠港遭袭前,美国对华的支持一直三心二意,同时又和日本大做生意,向日本提供大量废铁和其他军事工业所需物资,支持了日本的战争能力。对华友好的拉先生对美国政府的做法很反对,不断地在报刊上发文批评美国对日软弱政策,甚至还约见美国国务卿赫尔当面陈述意见。当然拉先生的批评无效。

 

    拉先生揭示了美国对日政策的实质。美国之所以对日本采取“温和”的政策,是因为美国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即日本是亚洲抵抗布尔什维克苏联的唯一堡垒!美国事实上鼓励日本的有限度扩张,以致最后自食恶果。从这里我们看到美国扶持本拉登而遭911报应,扶持萨达姆再和他开战,原来还是有传统的。可见美帝国主义多么的不长记性,多么地本性难移。

 

    和苏联一样,美国只对中国做对美国有益的事情感兴趣,而对中国本身的利益嗤之以鼻。明知中国会反对,美国副总统华莱士的访华团还是通过和苏联人私下达成协议,以加油的名义在外蒙古逗留几天,会见了乔巴山等外蒙领导人。而此时,外蒙古至少在名义上还是中国的一部分。

 

    至于对华政策中对蒋介石的支持,拉先生揭示了美国逻辑思维的实质:

 

   “ 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常常需要这样的人,他们的力量强大到足以执行国际列强的命令,但不致强大到抗拒这些命令的地步。许多美国人认为蒋介石就是这种人,他若获得足够的支持,便能控制中国,但是他将依赖那种支持,因而永远也不能真正地摆脱美国和其他列强的控制”。

 

    看看当今美国对中小国家的政策,依然未脱拉先生的一针见血。

 

    拉先生战后是研究日本赔偿方案的波利使团的主要成员。美国在赔偿问题上有两个主要的指导原则。“其一是,如果日本果真要支付赔款的话,不应向苏联赔付任何东西;其二是,如果这些赔款主要支付给日本军国主义的受害者,那么对中国的任何赔偿都必须加强蒋介石的力量,而不应给那些边缘性的政治团体,像”救国会”之类”(更不用说中共了)。

 

    正是美国的决策者持有这种对华的臆想和政策,他们才会在1949年后哭天哭地地反思究竟“谁对失去中国负责?”

 

    有人至今在唠叨要记得美国抗战中对华援助,不时还要感谢,似乎中国人欠了美国人什么。中国人其实丝毫也不要有任何的不自在。就像合伙人做了一笔生意一样,我们出了我们的力,我们分得了我们应得的一份。我们那一份不是其它合伙人的恩赐。如果要说有点遗憾的话,那就是蒋总司令在这笔合伙生意中并未出全力,因而中国最后没能分到更多的东西。

 

    四.谁为失去中国负责?

 

    由于拉先生一直支持中国抗战,战后又反对美国介入中国内部斗争(为此拉先生还给杜鲁门总统写过备忘录和当面交谈),在麦卡锡的反共浪潮中拉先生自然成了靶子,成为要为“失去中国而负责的人”之一。大学里的开课被取消,研究项目被取消,电话被窃听和录音,长达数年的调查,小人的诬告,在以前发表的文章中搞文字狱等等。拉先生在“自由民主”的美国享受到了“专制”国家的待遇,最终拉先生选择离开美国,到英国利兹大学担任中文系主任,直到退休。

 

    对于“谁为失去中国负责”的问题,拉先生的回答是:你怎么可能失去你从未拥有过的东西呢?提出这个问题,并占据美国的主流,充分说明了美国精英们的傲慢和无知。

 

    美国梦想中得到的中国是什么?拉先生引用了当时积极反共、制造两个中国,在日内瓦拒绝和周恩来握手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的外祖父——前美国国务卿福斯特在《美国的远东外交》一书中阐述的目标:中国儒家阶层的力量必须被摧毁,否则的话,中国永远也不会成为一个基督教国家。是不是所谓的“全盘西化”?连儒家阶层都不能容忍,何况信仰无神论的中共?

 

    美国臆想中“得到了中国”的根据是什么?是大量的传教士能深入中国内地建立教会,是一对信仰基督教的夫妇成为中国元首?拉先生给我们揭示了这种臆想根据的脆弱性。

 

    在中国内战正激烈进行时,拉先生的中国牧师朋友要他帮忙向美国国务院抱怨:内地各处的中国牧师在参加美国高等教育的神学研究班时,被要求向美国外交官报告所在教区共军的情报。在那个教区的中国人看来,传教士实际上成为了干涉中国内政的帝国主义分子。这既坐实了中共对传教士是间谍的指控,又反映了中国的教民不愿意支持内战中的国民党一方,即使国方得到美国支持也不行。

 

    拉先生在太平洋协会的一位犹太人同事,是蒋介石的坚定支持者和中共的反对者,是美国院外援华集团的重要一员。这位先生和中国的传教事业的唯一关联是:他大量使用天主教教会在中国开办的孤儿院里的女孩子们来制作亚麻刺绣产品,然后运到美国高价出售,并很快爆发致富。

 

    中国的教民们并不证明美国得到了中国,国民党的统治精英阶层又如何?

 

    拉先生在重庆时,广泛地和国民党的统治精英会谈,其中防空洞是一个重要的场所。那时正值日本人狂轰滥炸重庆,拉先生本人也成为轰炸目标,以致在一次轰炸炸坏了他住所的墙后日本电台宣告了他的死亡。为躲避轰炸,拉先生不得不和高级官员们在缺电的防空洞里一躲几个小时。为打发时间,他们在黑暗中或在昏暗的灯光下聊天。拉先生认为这种长时间的聊天反映了统治精英的真实思想。拉先生记得住名字的聊天人物中包括张群,吴铁城,马步芳,陈嘉赓等。这些统治精英在是否和中共保持统一战线上有分歧,在战后的建设中是鼓励私人企业还是严格的政府控制上有分歧,在认识和对待美国方面同样有很大的不同。

 

    有些精英认为“战后主要经济援助不得不从美国获得,必须争取美国的帮助”;而另一些精英认为“和美国人打交道要小心谨慎,因为他们的美元所至,其控制也接踵而来”;孔祥熙的思考是:“不要让中国被美国利用来反对苏联”。有的更直截了当:“战后美国人将是最危险的帝国主义者”;有的反驳:“美国人一直是帝国主义者。问题是怎样获得美国人的帮助而又不落入他们的控制”;“事实上,他们(美国人)是世界上头号伪君子和帝国主义者。他们是十足的杂种!”。当然这些精英也有取得一致的时候。拉先生记述道:“虽然这些中国人倾向于实行资本主义,但一致认为,为了维护中国的经济独立,某些关键性的经济部门必须实行国有化,这当然不为美国人所欢迎。”

 

    如果光看这些言论,读者们肯定以为来自今天网络上的“愤青”,而不是出自二十多年前出版的拉先生回忆录中的国民党高官之口。

 

    事实上,无论是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还是驻华大使高思,他们都认为国民党内部存在一个亲亚、反美的集团。他们认为应支持“更具有西方思想、更有效率和更亲美的”领导人获得权力。这些更亲美的是哪些人呢?华莱士在给杜鲁门总统的事后备忘录中列举了宋子文、陈诚、张发奎和白崇禧。一直在美国和美国人打交道的宋子文被入选一点也不意外,而张、白两人不就是所谓的国民党内部非蒋的两广势力吗?而陈诚的入选有点意外,陈是后来在台湾反对美国人搞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最出力的领导人。可见美国人的眼光。

 

    至于总司令夫妇,蒋介石被认为是一个军阀,因而有一天和美国将军史迪威翻脸也不算太大意外;而蒋夫人被认为是美国化了,是完全亲美的,她公开表示美国是中国的真正的朋友。但是,蒋夫人多次非常气愤地和拉先生谈及她的父亲——一个为美国传教士工作而发迹的中国人。当她父亲在内地传教旅行后回上海向美国传教士汇报工作时,他必须站在这些白人面前,他们从不让她父亲坐下,他被看成是仆人而非同事。蒋夫人认为美国人对她的态度也是“她当然聪明,但毕竟是个中国人”。蒋夫人认为美国人这种态度是“种族主义的和自高自大的”,并“对此深恶痛绝”。拉先生认为这就是每次她访美都要求最高规格礼仪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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